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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券业行家
接连两份公开的行政诉讼文书，均涉及行业头部招商证券：上到时任总裁，下到在职员工，因不服违规炒股的监管处罚，“不约而同”的选择与证监会对簿公堂。
侥幸之过
浏览券商涉诉信息的行家，意外瞥到了一组公开的裁判文书，均出现了证监会的名号。
今年6月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（简称：北京高院）就谢某某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一案，做出二审判决。
这份（2025）京行终737号判决书，虽然全文“打码” ，但其中依然可见证监会下发于2023年11月的〔2023〕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对照证监会官网，多达63份针对招商证券从业人员违规炒股的罚单，以“简略”的形式同时列示展示。
本案的当事人，正是“批量”被罚人员中的一位。处罚内容包括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，没收全部违法所得31673.18元，并处以50000元罚款。
中证协显示，早在2004年，谢信琦便是国泰君安首批登记的从业人员。他于2009年加入招商证券，两年后取得投资顾问资质并任职至今。如今，他名下有一则监管处罚信息，对应本次监管处罚。
判决书中，详细列出了其违规事项，读来颇具典型性。
谢某某自2019年9月27日至2021年7月28日期间，控制使用其岳母“孙某某”证券账户交易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，合计成交金额5，791，457.61元，盈利31，673.18元。期末”账户仍持有余股74，375股。
客观的说，在行政处罚的程序上，证监会做得颇为到位：证监会于2021年12月立案，2022年3月做出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。彼时，谢某某表示“不需要陈述申辩和不需要举行听证会”。2023年11月，证监会下发监管处罚决定。谢某某在签收后申请行政复议。2024年5月，证监会做出〔2024〕90号复议决定，维持处分。
因不服行政复议，谢某某诉至北京金融法院，以“认定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错误，且处罚程序严重违法”为由，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和复议决定，由证监会负担诉讼费用。
经法院查明，谢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成为定案关键 —— 其与友人钟某的对话明确显示，谢某某不仅接收股票推荐，还实时反馈 “已挂单成交”“ 已减仓 ” 等操作结果，这些表述与账户交易流水形成证据“闭环”。虽然谢某某表示相关交易实际为其妻子张某操作，但并未有举证证明。
借用亲属账户炒股，事后推诿责任。这一操作或许是侥幸心理。然而，监管和法院明察秋毫，掌握证据。
法院强调：《证券法》第四十条严禁从业人员直接或借他人名义买卖证券。由此证明谢某某的行为属于“明知故犯”，行政处罚“于法有据”，一审二审均判决驳回诉讼请求。
示范之恶
相较于谢某某的小打小闹，招商证券时任总裁熊剑涛“率队”违规炒股的操作，更是“教科书级别”。
“实名”载于证监会官网的监管函和市场禁入决定显示：熊剑涛于1995年6月入职招商证券，历任首席信息官、首席运营官、副总裁、总裁职务，2021年10月辞职。
监管查明，自1995年入职之日起，至2021年7月28日期间，他相继通过“熊剑涛”、“任某礼”、“崔某利”证券账户违规交易股票。经监管认定，总成交金额高达5.19亿元，盈利3，356.60万元。证监会做出〔2023〕84号处罚决定，没收全部违法所得3，356.60万元，并处以3，300万元罚款——合计罚没6，656.60万元。
同时，监管认定其作为券商高管人员，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、交易金额和获利金额均较大，情节特别严重，对其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。
券商人士违规炒股时有耳闻，总裁以身作则，”带头炒股“，行家也是闻所未闻。
要知道，包括熊剑涛的“六千万罚单”在内，证监会在2023年11月同时下发了多达63份行政处罚决定，均是对招商证券从业人员违规炒股的处罚。
2024年初，深圳证监局披露了更多招商证券人员的违规炒股罚单。并对招商证券及包括董事长、两任合规总监等在内的高管人员予以处罚。
时隔多时，北京金融法院在今年5月公布了一则行政裁定书，披露了熊剑涛，与监管的“Battle”。
前述〔2023〕84号罚单下发之后，熊某向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。证监会于2024年5月作出〔2024〕89号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，维持处罚决定。
2024年6月，证监会做出〔2024〕83号《行政处罚罚没款催告书》。熊某随之诉至北京金融法院，主张撤销行政处罚决定。
2024年12月，北京金融法院作出（2024）京74行初151号行政判决书，驳回诉讼请求。熊某不服上述判决，上诉至北京高院。
2025年4月，北京高院作出（2025）京行终1240号行政判决书，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一审判决。
截至本案审理，熊某已缴纳了罚没款中的665.66万元，尚有5，990.94万元未予缴纳，未缴比例约为九成。
为“追缴欠账”，证监会在今年5月向北京金融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北京金融法院认为，行政处罚决定“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”，依法裁定：准予强制执行，立即生效。
起诉之思
复盘两起行政诉讼案，行家深有感慨。
事实上，这些年里券商人员不服行政处罚，起诉监管机构的案件，也并非个例。
单是行家点评过的事件，就有“乌龙指”案当事人杨剑波诉证监会案，时任光证资管合规总监兼首席风险官郑孝平诉上海证监局案，时任光大证券投行部门负责人赵远军诉证监会案。
然而，作为头部券商，招商证券时任总裁和在职人员双双起诉证监会，还是超出了行家的认识。
诚然，相关监管处罚的涉事人员，并不是只能“认罪认罚”。纵然存在“肉眼可见”的过错，也有权通过行政复议、法院诉讼等一切正当的救济途径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这是公民意识的觉醒，是对程序正义的自觉维护，也是金融行业日臻进步的体现。
而从实践来看，至少对于仍然在职的人员，走出这一步并不容易。
“民告官”的行政诉讼，无论是非对错，都意味着赌上职业声誉与前途，讨一个“说法”。
一旦败诉，当事人可能面临更不利的职业后果，包括处罚生效，单位追责等。万一胜诉，虽然能洗清污点，却也可能因“抗拒监管”，导致被行业隐性排斥：所在机构可能将其视为“麻烦制造者”，再加上舆论质疑、同行不解，导致顾虑重重。
一言以蔽之：“输了可能丢工作，赢了也未必轻松”。在这种心态下，当事人的压力可想而知。身处困境，却依然相信法院能给出公正裁决。
虽然行家关注到的券商人员起诉证监会的案件，未见成功先例。但在行政复议案中，行家曾发现网信证券一位受罚的时任高管，发起的行政复议被证监会采纳，原定15年的“不适当人选”，有望“减刑”。
当然，遵纪守法的券商从业人员，也需要引以为戒：在执业中恪守底线，在合规中践行专业。
毕竟：敬畏规则者行稳，漠视规则者出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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